11月4日，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召开的叙事医学座谈会上，来自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与医学人文学者、知名文艺界人士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叙事医学这种新的医学模式产生于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忙碌的医生该如何倾听患者的故事？在当下医患关系的重构中，叙事医学又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各领域专家的看法。
特邀嘉宾
凌 锋：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唐丽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心理科教授
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郭莉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徐 萌：作家，电视剧《医者仁心》编剧
止 庵：文学评论家
病人期望医生能够理解他们，见证他们的苦难
郭莉萍：通过文学作品描述病人的疾苦，理解生命的价值，反映当时的医疗保健状况和人们的生命观、死亡观、健康观、疾病观，从莎士比亚、莫里哀，到济慈、毛姆等，在西方文化史上俯拾皆是。在1970年的美国，这都被归纳为“文学与医学”。20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教授丽塔•卡蓉提出了“叙事医学”这一新名词，标志着文学与医学进入叙事医学时代。
丽塔•卡蓉发现，在行医的过程中，医生需要理解病人复杂的叙事。这些叙事可以是言语、描摹、手势，也可以是沉默和意象，抑或是查体结果。卡蓉认为，技术日益复杂的当代医学是冷漠的医学，是以牺牲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为代价的。医生似乎没有时间去思考和理解病人所要面对的痛苦；而病人则期望医生能够理解和见证他们的苦难，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他们同在；医生还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进行自我反思，坦诚地与其他医生谈论对医疗实践的困惑，并感知死亡对人的意义等。从这点出发，她认为病人和医生都需要一种新的医学形式，即叙事医学。
王一方：现代医学不再是人与人的故事，而是人与机器、人与金钱的故事。叙事医学的价值就在于纠正这种偏差，寻找新的出路，将“找证据”与“讲故事”结合起来。
英国医生和流行病专家科克伦也是一位叙事医学的最早探索者。二战期间，他曾在战俘营中从事医疗工作。某一天，一位年轻的战俘哭泣叫喊不停。一开始他认为是胸膜炎的疼痛引起哭叫，但他手中连一粒止痛片也没有。绝望中，科克伦本能地坐到患者的床上，把士兵抱在自己的怀里。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士兵停止了喊叫，直至数小时后平静地死去。后来，他认为这个患者不是躯体痛苦而哭叫，而在于孤独而起的精神上的痛苦。由此，他开始质疑药物治疗对于具有思想与情感的人类疾病的确定性。
叙事医学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医学人文走向临床，进一步弥合技术与人性的鸿沟，丰富人类对生死、疾苦的理解和认知，将生物医学提升到有情、有趣、有灵的层面，为紧张的医患关系“松绑”，最终实现从医患之间的小沟通到公众理解医学的大沟通。我们正在考虑与一些医院合作，研究诸如“癌症叙事”、“剖宫产叙事”等主题内容，通过引入中国文化“情本位”的核心观念，了解并推动社会大众生死观、疾苦观、健康观、医疗观的转变。
只有真正进入病人的世界，才能产生信任和爱
凌 锋：在我的理解中，叙事医学与日常的医疗工作息息相关。作为医生，我们要倾听病人，理解病人说的每一句话，在病人的叙述中寻找疾病线索。有一次，一位病人见到我就愁眉苦脸地说：“大夫，我脑梗了！”我问：“你有什么症状？”“症状没有，但不久前体检时，医生说我有可能脑梗。”我进一步探询：“那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通过病人的讲述，我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了解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对他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并最终发现症结何在。
现代医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安慰。在我的门诊工作中，对70%的病人要用关爱来化解心结。不容乐观的是，有一部分医生操着学术用语，总在不自觉地加重患者的担忧。一位有未破裂动脉瘤的患者来找我，询问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手术治疗。在全面了解病人的情况后，我用我自己的知识结合病人的身心状况、职业状况、家庭环境等因素，帮助他分析他的病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虽然我不能肯定地对他说这个动脉瘤不会破，但我用证据和分析开导他，不能因为如此小概率事件而耽误长达数十年的正常生活。大多数病人在我这一番开导后，都会豁然开朗：“大夫，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所以说，医生讲话不仅要有科学依据，还要给人以希望。
著名作家史铁生去世前，在要不要抢救这个问题上有了分歧。就算手术很顺利，他也很难再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后来，作家的家人告诉我，他不愿再接受有创治疗，而是想安静地离开。我们知道，史铁生多年来与疾病抗争，曾因不能接受瘫痪的现实而多次试图结束生命。我很理解他的决定。然而在此期间，我接到了很多质询我为什么没有“抢救”的电话。我告诉这些关心史铁生的朋友，医学所能给他的，可能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只有真正进入病人的世界，才能产生信任和爱。我想，这也是叙事医学的一个方面吧。
唐丽丽：有病人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夫，我不是一个会喘气的瘤子。”疾病是复杂的，病人也是复杂的，有其生理、心理、社会背景，而不单纯是疾病的载体。所以，我很赞同叙事医学所主张的，病人的病历也应该不止一本，还应该有心理病历、社会病历。正是这额外的两本病历，告诉医生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只有这样，医患双方在治病这个问题上才能达成共识。在一些学术会议或培训现场，我曾讲过一堂课《癌症患者人性的一面》，很多医生听得泪流满面。这让我很有感触：尽管临床很忙，但临床医生要有叙事医学的理念，培养一种“共情”能力。否则，医生做得再多，病人也是不会领情的。
叙事医学首先是一种人文情怀，而不是简单的技巧
徐 萌：在写《医者仁心》之前，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医院体验生活。还记得刚进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时，我突然发现我这个中文系学士、电影学硕士，做过大学教师、纪录片导演，还在国外做过研究员的“实习医生”，竟然什么都不懂。跨越鸿沟实在太难了！其实，叙事医学就是在试图跨越这一鸿沟。我希望有更多关于医患之间的叙事作品出现，让社会了解中国医生的精神传统和现实困惑，以及患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启发和引导从业人员如何正确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在不很乐观的执业环境中升华职业信仰。
止 庵：叙事医学让文学找到了与医学联系的一个着力点。现在的问题是，医学生功课繁重、医生极度忙碌，他们没有时间叙事，或听患者讲故事。叙事医学又该如何在医学的框架中找到立足之地呢？我想我们需要做两个层面的工作。低层次上就是沟通技巧问题，医生要学会倾听、善于询问。高层次上就是理念问题。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采用的科学性语言、科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合谋把疾病而非病人置于医疗实践的中心地位，人本身的价值被贬低。所以医生在跟疾病较量之余，还要注意不与社会脱节，不与老百姓的生活脱节。我认为，叙事医学首先是一种人文情怀，而不是简单的技巧，应该首先在医学教育、临床实践中找到支撑点。
郭莉萍：美国医学教育界已充分意识到文学对医学教育的重要性。截至1998年，已有74.4%的医学院校开设了文学课，其中39.2%的医学院将文学设为必修课。缅因州人文理事会于1997年发起了一个名为“文学与医学：位于卫生保健中心的人文”的项目。这个由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医院管理者、医学图书管理员、医院行政人员等参加的文学与医学读书会非常有影响。截至2011年8月，它已辐射到全美26个州，因为“文学创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世界，提供了多种时间、地域和文化关于疾病、死亡、人际关系的生动图景，从而有助于读者感受疾病、死亡，提高共情能力和沟通能力”。文章转自《健康报》